霓虹灯还会回潮，标志设计会助你走更远
从上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成本更低、亮度更高的LEO灯具渐渐抢占了霓虹的市场，不断出台的新安全条例又进一步限制了这些半空中的庞然大物．当曾经风光的霓虹招牌随法例和时代逐步消失之时，西九文化区的M+博物馆却尝试把这些独具香港特色的标志设计保存下来．
霓虹的故乡并不在香港．这种带有奇幻色彩的光源，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1896年，霓虹灯的原型“摩尔灯”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的会议上．然而一直等到14年后、法国科学家乔治•克劳迪把一些稀有气体充入玻璃管，制成了霓虹灯．1910年，霓虹灯在那一年的巴黎车展大放异彩，从而正式步入人们的视线．
1927年，奥地利籍的美国导演弗里茨•朗在无声电影《大都会》中首度将镜头对准霓虹灯．从上至下的环形光线投射出女机器人的剪影．在霓虹灯的光芒下，纽约因而更具备世界级大都市的未来感与疏离感．
就在弗里茨·朗拍摄《大都会》的同年，第一个本土制造的霓虹招牌也宣告诞生．然而地点并不在香港，而是上海滩．从1930年代之后，上海的霓虹灯制造业蓬勃发展，并顺势遍及沿海各地．1932年，为了应对日益上升的需求，克劳迪在香港本地开设霓虹工厂．然而刚刚起步的霓虹市场旋即受到二战的打击．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为了防止敌军的空中袭击，香港实行了灯火管制．霓虹灯行业再受重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霓虹闪烁的美国洛杉矶好莱坞、时代广场都寻找更新颖的发光介质．虽然好莱坞电彩仍然热衷用霓虹表现商业社会的浮华和社会中人心的空虚，然而在大多数喜新厌旧的美国人眼里，霓虹灯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般的过时之物．相反，在地球另一端的香港，曾经饱受重创的霓虹行业又重获生机．朝鲜战争期间，因为美国军舰不时停泊香港，带旺了湾仔骆克道的娱乐事业，也造就了一片霓虹街景．
上世纪70、80年代曾是香港霓虹灯的黄金时代．无数大型户外霓虹灯牌都曾是港人和港片印象深刻的标志设计街景．上世纪70年代，覆盖了湾仔骆克道整栋大楼外观的“乐声”霓虹灯牌曾经被写入吉尼斯纪录．是当时世界上最火的霓虹灯牌．而楼顶的红色的TDK灯牌，在无数港产电影中作为城市丰沛物质的象征被反复特写．
1986年，在电影《痴心的我》中，导演高志森将这幅大灯牌作为男女主人公亲昵的背景，在红色的霓虹灯光下凸显城市中人的欲望与空虚．
王家卫的横空出世将香港的霓虹印象推向了顶峰．从《旺角卡门》到《重庆森林》，再到《堕落天使》，在“墨镜王”标志性的摇晃镜头中，港岛街头花花绿绿的霓虹灯连带着片中的经典台词一起，深深印入文艺青年的脑海．然而从1999年代开始．曾经作为香港城市名片的霓虹，也不得不面临没落的现实．不断变化是这个城市最大的特质，也是霓虹灯牌消逝的最大原因．2009年，裕华招牌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被摘除．
香港建筑师兼城市规划师史密斯曾经检视过香港的街道文化．他在笔记中这样评价道：“即兴与凌乱带来的发展与变化，大胆地颠覆了原有的建筑架构．一层层迭迭的招牌、种种琐碎的细节和与人沟通的装置，让乏味的街景变得统一而充满乐趣．”
“霓虹探索”的策展人陈伯康在这场网络展览的前言中强调：“虽然这个快将消逝于香港街头的都市景观确实会令人产生怀旧情结，但展览并非为了怀旧，而是出于它本身的意义．”然而这个吸引了30万点击的线上展览，却无时无刻不触动港人心中的怀旧琴弦．多次与王家卫合作的摄彩师夏永康以霓虹和城中之人为对象，奉献了一套名为“被遗下”的摄影集．这套摄影集将镜头对准了居住在香港老屋中的普通人．在毛线公司工作了一辈子的阿伯、街口美食店的阿婶，还有屋中休憩的年轻情侣……屋外霓虹灯光源的映射下，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有了不寻常韵味的沉淀．为《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掌镜的杜可风、也为展览创作出一部名为《霓虹影像》的视频短片，以此纪念曾经在他的镜头下诉说港岛故事的彩色光源．不过，这位金牌摄影对消逝中的霓虹似乎并不过分担心．“霓虹灯还会回潮，就像宝丽来照片和电影胶片一样．”
北京标志设计对于企业来说愈发的重要，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如同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人曾说过：“即便可口可乐的工厂全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我仍可以凭借可口可乐标志的信誉向银行贷款重新兴建工厂”．无需他说，他的话足以证明一个成功的标志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